口子酒文化渊源

        追溯淮北酿酒历史,距今已有二千七百多年。
        春秋时期,宋襄公欲为盟主,修行仁义,令大夫正考父整理殷商时期当地颂祖乐歌,写成《商颂》(见〈史记•宋世家〉)。孔子编纂《诗经》时,收录了《商颂•烈祖》篇,其中记载:“既载清酤,赉我思成”。“酤”为古代稀薄之酒,说明此地殷商时期不但有酒,而且有了以酒祭祖祈福的习俗。
        春秋时期,鲁桓公十五年(公元前六九七年),宋、鲁、陈、卫各国国君曾于淮北濉溪近郊歃血饮酒,结为盟国。楚庄王六年(公元前六○八年),庄王率兵攻克宋国国都相城(今淮北市政府所在地),发现宫庭中“厨有臭肉,樽有败酒”。庄王举酒欲饮,将军子重连忙劝道:“厨肉臭而不可食,樽酒败而不可饮!”身为国君的楚庄王,对此败酒如此垂涎,表明此酒必为佳品。
        战国末期思想家韩非子曾来此周游,著有《宋人酤酒》篇:记载着最早售酒的酒店情景:酒旗高悬,迎风招展,酒香四溢;卖酒者招徕顾客,热情周到,购酒童叟怀钱提壶,往返不绝。可见,当时此地饮酒已很普遍。
        汉建武二十年(公元四四年)设沛国于相城,颁布“酒榷”,对酒实行专卖政策,垄断经销,以获酒利。足见当时淮北的酿酒业已相当可观。考古发现,当时已经用酒陪葬。1984年11月,在今濉溪东蔡里荒冢中,发掘一个四耳盘口壶,经专家鉴定,为东汉时期所造,其内有酒,色碧绿,香扑鼻。
        魏晋时,“竹林七贤”之首的嵇康和“七贤”之一的刘伶,都生于濉溪古临涣镇,酷爱饮酒,常喝得酩酊大醉而后快。刘伶在《酒德颂》中写道:“捧罂承糟,衔杯醪,奋鬓箕踞,枕曲藉糟,无忧无虑,其乐陶陶”。稽康在《秋胡行》中有“旨酒盈樽,莫与交欢”的诗句。至今此地酒店仍有书写“嵇康问道谁家好,刘伶答曰此处高”的对联。
        唐代诗人白居易,青年时代多半住在古符离(濉溪南 15公里)攻读诗文。闲暇之时,常携学友刘五、贾握中等游玩,或泛舟濉水,或游寺登山,诗酒盘桓,与淮北濉溪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,留下了不少美妙诗句。他在题赠学友的一首诗中写到了濉溪酒和濉溪鱼:“濉水清怜红鲤肥,相扶醉踏落花归”。
        宋时期,淮北酿酒更上一层楼。据古碑记载,在淮北的濉溪和柳孜专设税官,征收盐酒税。宋元丰三年(公元一○三一年)文学家苏轼任徐州太守期间,曾游濉溪山水,他在《南乡子•宿州上元》词中写道:“千骑试春游,小雨如酥落便收,能使江东归老客;迟留,白酒无声滑泻油”。 
        明万历年间,濉溪日渐繁华,酿酒作坊已有10余家,翰林戴国士曾游濉溪,夜泊濉水,饮酒赋诗,写下了“橘徕疑楚泽,沽酒读离骚”的优美诗篇。相山隐士任柔节曾以“隔壁千家醉,开坛十里香”的诗句赞美濉溪酒。从此,一些骚人墨客、迁客游子、达官巨贾,常会集于此,宴乐于佳酿旨酒之中,吟咏出不少美妙诗句:“名弛冀北三千里,味占江南第一家。”“能添壮士英雄胆,善助诗人锦绣长。”明末清初,濉溪酿造作坊已发展到20余家。
        从清顺治元年(公元一六四四年)起,濉溪于每年正月十五和十月初一举行“乡饮酒礼”。赴会人员多为地方官员及乡里缙绅和各酒坊主。他们首先到各酒坊道贺,然后分别品尝酒坊主带来的美酒,直率评议,鉴别优劣。“乡饮酒礼”一年两度,遂成乡规。
        康熙、乾隆年间,濉溪市面更为繁荣,每年农历三月十八的相山庙会,一些来自外地的香客商人,为了品尝濉溪名酒,多投宿于濉溪。迄今,还流传“相山的庙会,濉溪的买卖”的说法。
        光绪三十年(公元一九○四年),津浦铁路通车,为濉溪酒外销创造了有利条件,濉溪酿酒业得到迅速发展,很快就出现了72家酒坊争雄的局面。当地流行着这样的民谣:“团城七十二,居中尽得法,千瓮皆上品,甘美泉水佳”。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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